台灣歷史各時期語言政策之分析比較

 

李雄揮

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幼兒保育學系

 

摘要

本論文分析我國歷史四個主要時期的語言政策,評定其尊重台灣人民語言人權的程度,並做比較。荷據時期荷蘭人學習原住民語,將之文字化、以之翻譯聖經,並教給原住民下一代。清領時期採取不聞不問、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,雖官民語言隔閡,但各族漢人得以各用其母語研究儒家經典。日據時期由尊重母語的態度開始,逐漸透過教育、政治方式誘導、鼓勵日語的學習,到最後才祭出強制手段壓制母語。中國國民黨統治期間則先去除日語,再建立華語社會,最後壓制母語,並將語言與政治綁在一起,成為政治上、教育上歧視母語族群的理由。

本研究有三個發現:第一,台灣歷史四個主要時期各有不同的語言政策。第二,各統治者對台灣人語言人權的尊重,愈來愈不尊重。第三,即使在非民主國家,獨尊國語也不是唯一的語言政策。

 

前言

我國歷史有文字記載的期間大約才四百年,可是已歷經五個外來政權統治,這五個外來政權的統治者所使用的語言都不相同,也採取不同的語言政策,造成被統治人民語言適應的困難。西元兩千年,我國已步入健全的民主政治,政黨輪替已經實現,但一直到現在,語言問題還是執政者所必須對的重要問題之一。本研究目的在分析比較我國歷史各政權的語言政策,期望能有助於目前語言困境的解決。

我國歷史大約經歷荷據、明鄭、清領、日據、民國等五個時期。由於明鄭時期漢人社會剛形成,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閩南人,沒有語言的問題。明鄭志在反清復明,主要目標放在漢人的積極屯墾,不管原住民。本文的研究不包明鄭時期,也不包括西元1987年解除戒嚴後。

本文分荷據時期、清領時期、日據時期、民國時期等四節,最後再做綜合的比較。

壹、荷據時期的語言政策

荷蘭人來台灣最主要的動機是貿易,但伴隨荷蘭商務人員來台的還有當時荷蘭高級知識份子的牧師。牧師的工作是傳基督教信仰。基督教的共同主張是想得救,就要用母語讀聖經。所以牧師們當初到台灣來,最先遇到的問題是:講荷蘭文的牧師要教原住民以原住民母語讀聖經,不是原住民學荷蘭文以讀聖經。所以傳教的工程甚為浩大。

首先牧師學習原住民語,其次為原住民創造文字,編輯新文字字典,以新文字翻譯聖經,教原住民認識這種文字,再教原住民讀這種文字的聖經。他們力求發現原住民語言的基本原理(elements)(Campbell, p.242),對各種原住民語進行比較研究(Campbell, p.305)所以產生所謂的一些語言學者(some linguists) (Campbell, p.239)。不過,並無發現有語言學方面的資料留下來。

為了完成這項使命,牧師們有志來此的牧師,要訂終身契約,或至少服務1012年以上……才能用這種方言表達思想,發音也會正確。土著聽他們的話才會舒服愉快,他們也才能影響土著。而且也永遠需要有人正在學語言,才能隨時取代死亡或離去的人。(Campbell, p.92)

西元1636526日尤羅伯牧師開辦台灣第一所學校,他教原住民小孩寫羅馬字母,分辨母音與子音(Campbell, p.138),這種拿筆在紙上寫字的經驗,確實是我國史上的第一次,值得國人特別重視。他們每週兩次在學校接受宗教教學,其它的日子學讀、寫(Campbell, pp.140, 179)。教師們非常認真教學,連晚上都要上課(evening instruction) (Campbell, p.193)1643年長官巡視學校時,還測驗兩位學寫字的人,看能否將我們所念的正確地拼字出來(Campbell, pp. 195-196)

約在尤紐斯回國前後(1643年底),由於荷蘭領地擴大,接觸了許多使用不同語言的原住民。由荷蘭文獻可知在約今台中縣以南的西部平原,原住民語言共有7種,除了與荷蘭最親近的位今台南縣市的新港語之外,還有北方三語及南方三語。新港語,又稱為西得雅語(Sydeyian language) (Campbell, pp.305, 307),亦即西拉雅語。[1]

北方三語,有塔羅開語(Tarrocaysian language)、甘馬轄語(Camachatsian)和山上各村方言(Campbell, p.222)。南方也有三種語言(Campbell, pp.305, 313),放索語[2]排灣語(Parruanse)和魯凱下三社語(Tonghotavalse)(賀安娟,頁98)。甘為霖說有證據顯示,甘迪留斯等牧師們將五種以上的方言文字化。(Campbell, p.540)但除了新港語和塔羅開語之外,其餘語言文字化的成效如何,皆甚為可疑。因為牧師來此常染病,來台31位牧師中,兩年內即病死的有10位之多,(李雄揮,2003b,頁565-567)根本無法學好語言。牧師這麼少,原住民語言這麼多,即使每位牧師各學不同語言,也無法應付,在許多非新港語地區,牧師被迫以新港語教學。

1635122日荷蘭人撤底打敗麻豆人並與之訂和平條約後(Campbell, pp. 119-120),荷蘭人的勢力急速往南北兩路擴充,到1648年底,歸順者高達293(Campbell, p.233),為到這麼多村去傳教,當然也就開始大量需求更多傳教士。教師嚴重缺乏,稍微識字的士兵也被訓練成教師(Campbell, p.203),並訓練土著為教師(Campbell, pp.144, 147)。當時還討論送土著到荷蘭學習的策略,但總督以送安汶(Amboina,摩鹿加群島的大島)土著去荷蘭學習而失敗的例子(Campbell, pp.108, 143),堅決反對。其實總督的反對,是根據經濟至上的原則,而非宗教第一的觀點。傳教士則以長篇的理由來說服總督(Campbell, p.144),里斯說最後終於有送幾個去(里斯,頁17),但別處不見此資料。

16435月迪門總督致梅爾長官(任期1643-1644)要長官試教荷蘭語(興瑟,2000,頁46)。試教的結果可能不甚理想,所以兩年後(16453)新長官卡隆(任期1644-1646)主張選定23種較通行的語言,推行到全島(Campbell, p.207)。有證據顯示南部學校從荷蘭人統治之初以至於統治未期,都以新港語教學。(李雄揮,2003a)

西元16482月開始,全島同步實施荷蘭語教學。這次實施的結果據說效果輝煌,但這種說法可能是假的。(李雄揮,2003a)一直到荷據末年,荷蘭人在台灣的教育還是以新港語使用地區最為成功。

由以上討論可知,荷蘭人的政策是由荷蘭人學習、整理、研究原住民語,並將它文字化。不管這個政策遭遇到如何的困難,自始至終還是堅持這個政策。荷據時代可說是台灣史上最重視語言人權的時期。

貳、清領時期的語言政策

滿清政府統治台灣,是採「以不變應萬變」的態度,也就是放任政策,沒有政策的政策。雖然清領時期史料甚多,與教育有關者亦復不少,然因政府幾乎不知有語言的問題,語言政策和語言教育政策資料甚少。通常被提到的為雍正時所設的正音書院。

雍正6年,皇帝自謂接見臣民時發現「惟有福建、廣東兩省之仍係鄉音,不可通曉……官民上下語言不通……應令福建、廣東兩少督撫轉飭所屬各府、州、縣有司及教,遍為傳示,多方教導。」(劉良璧,頁24)

於是福建省興化府知府沈起元建「正音書院」,擇閩人通官音者為之師。此時福建總督覺得辦法甚佳,於雍正7(1729)通令福建省各縣皆各設「正音書院」一所。[3]不過乾隆15(1750)之前已廢棄多時(王必昌,頁96)。正音書院存在沒有超過21年。

然而滿清有一項似乎和語言無關的政策,卻產生深遠的語言政策效果,那就是任官制度。滿清政府規定:督撫以下,雜職以上,均各迴避本省(《大清會典事例》,卷471)。所以福建人不可來台當官。而台灣漢人亦有少部分由廣東東部惠州、潮州、嘉應州移民而來的客家人。有鑑於此,滿清政府再特別規定台灣知縣以上之官,不能任用廣東東部該三州人民(陳培桂,頁172-205)。這些任官禁令,使清代兩百多年官民語言不相通。

滿清的統治,除了雍正皇帝一時的關心之外,政府可謂不知道政府與人民之間有語言的問題,更沒有任何語言政策。

參、日據時期的語言政策

由於日本統治台灣之前,從未有過殖民地統治經驗,所以在統治之初,即訂下「無方針主義」、「循生物學原則」的統治方針,尊重台胞原有的風俗習慣和社會組織(大園市藏,頁482-487)。在語言政策上,就是採取「台灣人學日語,日本人學台語」輿論的設計。

殖民政府對日語的推行及對漢文、台語的態度,主要表現在初等教育制度的制定上。明治28(1895)12月即有土語講習,要求文武職員於公務之餘學習台語,次年總督府更於各地方設置「土語講習所」,對全島日本憲兵、警察講習台語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165)。明治31(1898)再於日語學校(「日語」原文為「國語」,以下皆同)附設土語專修科,修業2年,課程有台語及漢文,明治36年廢止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577-578)

此外在對台民的語言教育上,於1896年在各地設置日語傳習所,其所使用的教科書,大多為日語與漢文對譯本,並編有《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》一書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173-174204-207)。起初,台民對日語傳習所並不熱中,第二年總督府於是在日語傳習所中設漢文科,聘用舉人為教師,深獲台民喜好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198)。日語傳習所於1898年改為公學校,科目之一的讀書每週高達12節,包括《三字經》、《論語》等漢文經典之句讀、點訓等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231-233)1904年更規定公學校裡設漢文科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260;164-265)

同時日本殖民政府也不強制廢除清代留下來的書房(即私塾、義塾等),反而給予補助金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974)。他們承認書房過去的教育功績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969),只頒佈〈書房義塾規程〉以節制之,該規程規定書房需加授日語,每天至少兩小時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970),且日語的科任教師至少需公學校畢業。1918年總督府修訂公學校課程標準,減漢文時數,1922年公佈〈台灣教育令〉,將漢文由必修改為選修,許多公學校自動廢除漢文。

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,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主張,民族主義風起湧,波蘭、捷克賴以獨立[4]。面對此民族主義高張的國際情勢,日本起用文人總督以因應之。大正8(1918)底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到任,提出完全日本化的內地延長同化主義。台灣人民發現這種主張實行後將使台灣文化消失,於是產生自治主義以與同化主義對立,認為自治主義才是台灣人民的主張,同化主義者變成親殖民政府者(吳三連等,頁71-73)。台灣首位哲學博士林茂生1929年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《日本統治下台灣的教育》一書,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的作品,他反對同化政策,反對台日民「共學」,主張「同一制度但學校分別」以便保留台灣文化,公學校漢文應再改為必修,公學校前三年除日語外應使用當地語言教學等等(林茂生,頁207-220)

西元1920年林獻堂在東京組成的新民會,開始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,並創立《台灣青年》月刊。1921年林獻堂、蔣渭水等人在台設立「台灣文化協會」,開始為期約10年的台灣人民的啟蒙運動。

文化協會會員從都市到鄉下,到處辦理演講會,依日本官方統計,1923年至1926年間全台共辦演講會798次,講員2,991人次,聽眾更高達295,981人次(王詩琅,頁273-275)。演講都用台語,很能激起人民的共感,特別是演說者有時會援引立憲政治理論來教訓官吏和警察,使平常畏屈於警察淫威下的農民心花怒放。演講過程中警察必須全場監視,若有違法,可加以制止。監視之警察必須很熟悉台語,若經翻譯,則來不及制止,易起糾紛,同時他們必須將演講內容以日文記錄,非常辛苦。演講會可以天天辦理,或一天於各地辦理數場,以便累死警察。舉辦演講會,就成為台民報復日警的好機會(吳三連等,頁304-305)。這可以說是一場「語言戰爭」,可是殖民政府並沒有因而強求被殖民的台灣人民以日文演講,或限制演講次數場所等等。殖民政府對語言的態度,實在值得進一步研究。

其次是漢文報紙的發行。1923年改為以漢文出版的《台灣民報》半月刊,後改為週刊,發行量達萬份。1927年在最親台民的伊澤喜多男總督統治下,《台灣民報》遷台,台灣開始有漢文週報(吳三連等,頁552)1929年開始申請改為日報,1930年改為《台灣新民報》。努力3年,經3位總督的日報申請,終於在1932年獲得批准。批准的總務長官及警務局長,因而被日本內閣命令停職。(吳三連等,頁555-559)

日領初期即著手社會教育,1914年總督府下令各廳設國語夜學會,大正9(1920)地方制度改正後,各州或郡相繼有國語練習會或國語講習會之設置,致力於普及日語(1044-1054)1930年各地共有日語普及會1900餘所,1935年一年制以上的日語講習所達1600餘所,結業生突破10萬人(吳文星,頁61)

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,總督府推動皇民化運動。到最後八年由於中日戰爭爆發,日本殖民政府開始採取嚴厲的語言與統治政策。

1937115日修改公學校規則,廢止漢文科,理由之一是:漢文會喚起台民的中國心理(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,頁388)。此後,在學校講台語的學生常遭毒打。同年61日廢止各報漢文版(吳三連等,頁566)。同年總督府開始推行「國語常用運動」,通令全台官公衙署職員無論公私場合,宜用日語,並指示各州、廳致力於全台之國語化(黃宣範,頁96)

不過,當時廣播幾乎全用台語(吳三連等,頁567)。大概因為如果不用台語,人民不收聽,廣播了也無用,公權力無法強制人民收聽日語廣播的緣故。

總之,日本殖民統治雖然採行國語政策,然前期採取無方針主義的生物學漸進原則,台語語言壓力不大;中期採同化主義,激起台灣人的民族自決思想,產生自治主義觀念,但還是沒有語言統制的問題。到末期推行皇民化運動,禁止方言、漢文,企圖消滅台民的中國人思想,才形成很大的語言危機。

肆、民國時期的語言政策

西元1945年日本投降至今2004年,政府的語言政策大約可分三期:第一期自19451970年是「華語社會建立期」,此期政府的首要工作在於去除日語,並建立華語社會。第二自19701987年是「方言全面壓抑期」,此期政府的工作在全面封鎖各族鄉土語言,貫徹以華語為國語的政策;第三期自1987年解除戒嚴至今,是「語言人權開放期」。前兩期完全由中國國民黨做獨裁的統治,解除戒嚴後,先後由中國國民黨的李登輝總統和民進黨執政,帶領台灣逐漸走向真正的民主。

本文只探討1987年解嚴以前由中國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前兩期,這兩期間中國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,前前後後共有三項主要任務:第一,滅絕日文;第二,獨尊國語;第三禁止母語。

第一期:華語社會建立期

日本投降後,台灣人熱切地期待投入祖國的懷抱,因而掀起一波學習華語的熱潮。(許雪姬,1991;李西勤,1995)吳濁流記載當時的盛況:「不管男女,自動自發地努力學習國語了。懂得國語的人,自動地當了教師,沒有報酬地開設了講習會。還有漢文講習會也雨後春筍般地林立起來。」(吳濁流,頁138)

在政府方面,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的19453月,國府的「台灣調查委員會」便擬訂了〈台灣接管計劃綱要〉,關於語文方面有兩項建議:

第一,國語普及計劃,從中小學、公務員開始,並訓練國語師資。語文訓練應與精神訓練分開,語文訓練在使一般人民識字,精神訓練在使公務人員明瞭主義,兩者的政策、對象不同。

第二,對日文的處理,接管後文書、教科書、報紙禁用日文,日人刊行之書刊電影等,有詆譭或曲解歷史者,應予銷毀。設置編譯機關編輯教科書。教育部和台灣調查委員會等專責機構還推斷禁止日語後,閩南語或客家語尚能應付生活需要,所以派來台灣者以通曉閩南語者為佳,並一舉一動對台民皆應有模範作用。(李西勤,頁177)

因此陳儀於受命台灣省行政長官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(194592)就信誓旦旦地說:「擬先著手國語及國文的教授,務期達到使台灣明白了解祖國文化之目的……可望於四年內大抵完成。」

如果陳儀的語言政策真能如台灣調查委員會所建議的,奉派來台者多少能通曉閩南語,其人品也足以成為台民的模範,也能以四年為期來推動,或許不會「呷緊弄破碗」,不會發生二二八事變,閩南客家等母語後來也不至幾被滅絕。

民國3542日長官公署公布「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規程」,成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,擬訂六條「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」如下:(李西勤,頁184)

1.實施台語復原,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。

2.注重國字讀音,由孔子白引渡到國音。

3.刷清日語句法,以國音直接讀文,達成文章還原。

4.研究詞類對照,充實語文內容,建設新生國語。

5.利用注音符號,溝通民族意志,融貫中華文化。

6.鼓勵學習心理,增進教學效能。

國語運動綱領前三條的目的在去除日語社會,後三條是建立華語社會。與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合起來看,可整理出當時的政策就是去除日語和建立華語兩項。

陳儀雖說要以四年為期限做規劃,但大概為討好中央,實際推動起來卻是愈快愈好。民國34年春(226)他宣稱:「對於國文,我希望我們要剛性的推行,不能稍有柔性……我們推行國語,必須剛性的,俾可增加效率。」(許雪姬,頁92)隨著陳儀政府的貪污亂象加劇,國語推行的趨向嚴厲化,甚至企圖以語言問題綁選舉,年底(19461121)陳儀就表示:「為建設中國的台灣,首先要使本省人學習國語文,現在實行縣市長民選,實在危險得很,可能變做台灣的台灣。」(許雪姬,頁98)對照一年前台灣人民期望回歸祖國的懷抱,熱切地學習華語的心情,如果不是陳儀亂政,怎有可能因為台灣人民還沒學會華語而選舉,就會變做台灣的台灣?國民黨執政當局不自行檢討,而將失政結果怪罪到台灣人民頭上。

陳儀在長官公署第50次會議上說(19461115):「這麼許多公務員,如果看不懂中國的公文,不了解中國的法令,如何能望其推行我們一切政策政令呢?」[5]這種說法看似合理,其實是歪理。北京官話從未在台灣通行過,有清一代,台灣人各自以閩南語或客家語閱讀中國文獻,講閩南話的朱熹更是中國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儒。為什麼不懂北京官話就無法推行政令了呢?台灣人民一直到日本統治末期,還有不少詩社在活動,大量書房還一直維持到皇民化運動前夕,全台各地尚存為數不少的漢文大儒。台灣調查委員會就認為語文訓練是針對一般人的,不是針對公務員的,因為閱讀的問題並不大。很明顯地,台灣人又被推向另一個強權,台灣人被迫去適應該強權的所有要求,台灣人並不是在自由的環境下,依自己文化天性的根柢,盡情地成長。台灣人不是「被解放」,而是再一次「被割讓」。

其次在去除日語方面。日本戰敗後,全台各地便開始進行大肆破壞日本文物的「文化大革命」。台南縣學甲國民學校的日本文物全被丟棄,該校李賜端老師從垃圾堆中發現油印的《學甲庄鄉土誌》一本,珍藏至今。台東縣關山國民學校戰後首任校長陳瓊遠半年任期(344月至9)重要事蹟之第一項為:「督促日軍全面撤離校園,去除日人遺物。」此項事蹟成功地使日據時代珍貴的史料完全喪失。

到民國3510月光復一週年前夕,政府更規定全面廢止報刊雜誌日文版面。次年陳儀卸任台灣省行政長官時說:「我們之所以要趕快學會國語文……更重要的理由,是要徹底消滅日本帝國主義強迫我們讀講日文日語的恥辱,還我中華民國國民的本來面目。」(《新生報》,3656)二二八事件後,何應欽視察台灣時說:我們今天最急要的工作,便是要如何肅清日人在教育文化思想上的遺毒,我們首先要盡力設法普及中國國語。(《新生報》,36612)他們都將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歸咎於台灣人深受日本文化的毒害。

還有一連串有關語言的政策如下:省立專科學校及師範學校於34學年度第二學期招生,加考國語。352月規定各級學校國語文科目的教學一律用國語,各中學所招新生施以半年補習教育,加強國語文學習。同年717日又規定自下學年度開始(358月起)各中小學教師施教,應一律用國語(包括方言)講授,不准再用日本語。暑假期間省立中等學校暑假辦理國語文補習班。國民學校教員均需參加暑期國語文講習,國語、國文、歷史各科不及格者,取消其任教資格。361月,中小學應試辦初步之國語會考,合格後始得畢業。(李西勤,頁188)

第二期:方言全面壓抑期

對於方言的壓抑,其實很早便開始。1951年初省教育廳通令各國民學校「凡舉行各種集會口頭報告,必須操國語。」(張博宇,頁356-357)1953年省教育廳和新聞處以推行國語為由,禁止電影院有台語通譯。省議員呂世明等以沒有通譯,觀眾無法了解劇情為由,請求解禁,並無效果。[6]1959年教育部規定放映國語片,不准加用台語通譯,違者將予糾正或勒令停業。(黃宣範,頁107)不過這些禁令顯然並未強制貫徹,1960年前後作者居住於台南縣鄉下的學甲鎮,鎮上的學甲戲院還是一直有台語通譯。

台灣電視公司於196210月開播[7],最進步的大眾傳播工具出現了,次年政府立即訂定〈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準則〉,其第三條規定「廣播電視台對於國內的播音語言,以國語為主,方言節目不超過百分之五十。」[8]在商業利益壓力之下,台視似乎未完全遵守該規則,依夏金英的統計,19707月台視的方言節目達58%(夏金英,頁89)

終戰後二十年間,政府以劇烈的手段在台灣建立起華語社會,到了一九七零年代,國內外情勢改變,政府的語言政策也起了變化,開始貫徹獨尊華語的政策,不限於學校,而是全面積極地排除各族母語。

19703月教育部頒布〈加強推行國語運動辦法實施要點〉,除了繼續加強各級學校的國語教育之外,還倡導「說國語運動」,要求學生在學校說國語,在車中說國語,在公共場所交談說國語,此外,各機關、團體、商店、市場、工場、礦場等都要說國語。並加強廣播電視國語節目增加時間,並開闢國語教學科目。(張博宇,頁154-155)同年611日,大連市選出的立委穆超在立法院質詢說:「本人建議王局長,廣播電視所有節目,連同廣告,採居百分之百的國語,以統一國家語言,促進民族的團結。」[9]四川籍的婦女團體立委王純碧更進一步演繹成:「長此下去,勢必導致國語消沈,方言猖獗。倘為企圖分化民族,割裂國土的政治野心家來利用語言的隔陔、陰謀不軌,則二二八事件又將重演,後果不堪設想,大可動搖國本,小則可逼遠地人無路可走而跳海。」[10]同年11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更要求「改進廣播電視、電台節目,應減少外語及方言節目,增加國語節目。」在推行國語之外,進一步明示對母語的壓抑。

1972121日教育部文化局致函三家電視台:「自本月七日起,減少方言節目時間,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,分兩次播出,午後及晚間各播一次,惟晚間六點半後的電視黃金時間內,閩南語節目限由一台播映,依台視、中視、華視三台順輪流。」像台視的「生死戀」、「青春鼓王」、「佛祖」;中視的「薔薇處處開」、「難忘七號碼頭」;華視的「俠士行」、「錢來也」等收視率極高的閩南語節目,在六天內之緊急改由國語發音,來不及改變者只得停播。[11]1975年黃順興立委還特別質詢:「就以台視播出的傻女婿一劇為例,在連續播出間,台語改為國語,不但使不懂國語的廣大鄉村觀眾大為光火,連懂得國語的也莫明其妙……經過這麼一改,頓使聽眾由樂而怒,笑聲變為罵聲!新聞局用意何在?」[12]

語言統制政策最嚴厲的時間大約自1976年元旦公佈實施〈廣播電視法〉算起至19851216日公佈實施〈語文法〉為止的十年間。〈廣播電視法〉在立法院審議時,討論最熱烈的是第21條,行政院草案原文是:「電台對國內廣播、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,其所應占比率,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。」山地原住民選出的立委華愛,更主張全面用標準國語播音。大連市的立委穆超更說:「方言的問題……它自然會慢慢消滅,不必憂慮,也不必惋惜。……方言是落後的語言,因為方言有音沒有字,不能登大雅之堂。」[13]他又說:「講國語,用國語寫很好的文字,是做一個中國人的基本條件。……今天台灣同胞不懂國語,都應該要學國語,因為是中國人,要說國語。講國語的人,並不需要學方言。……台灣同胞講閩南語,以整個中國大陸人口相較,數字很小,同時閩南語也是落後方言的一種,不必惋惜。」[14]吳延環更提出增加「自一九八六年元旦起,不得再以方言播出」的但書。

最後的結論是草案中加入「方言應逐年減少」一詞,於19761月公布實施。新聞局規定三家電視台台語節目一天只有一小時,並且不准在晚間七點半以後播出。甚至在國語節目中出現一句台語,也會被「糾正」。(林進輝,頁167)

19851216日更進一步制定公布更加嚴厲的〈語文法〉,明定會議、公務、公開演講、公共場所交談(公共場所指三人或以上的場合)、各級學校實施教育、大眾傳播(除法律令有規定外)等等場合,應該使用標準國語。但此時社會環境已改變,經過19791210日黨外人士在高雄發動的「美麗島事件」之後,人民更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。對於語文法的制定,輿論嘩然,行政院長俞國華在強大民意反對聲中決定「中止制定」(黃宣範,頁55-56)。行政院長的這項決定,正式宣告語言統制的結束。

伍、結論

戰後國語政策的推行可謂成績斐然,像農復會主委蔣夢麟就說,將來全中國能說標準國語的第一是北平人,第二是台灣人。[15]不過,亮麗成績是用獨裁手段推動,犧牲台灣人民語言人權的結果:

第一,政府以學會說國語做為留任和升遷的要件,民國40年左右,台東縣不會講國語的國民學校校長,一律被解除校長職務。台東縣富崗國民學校首任校長藍德和,因不會講國語,於民國4191日被解職,以毛澤東同鄉的講湖南話的鄧耀祖接任。依台東縣退休校長毛兆翔之女所述,其父親也因會講國語才得以於民國409月初任華源國民學校之校長。

第二,中國國民黨的語言獨裁政策,建立對語文的霸道和無知上。

除了國語,所有語言都必須消滅,包括日語和母語。以現今我們所需的國際語言來看,日語僅次於英語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當年中國政府公自費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不在少數,會講日語的都被視為社會的精英。可是國民政府遷台,看到台灣同胞會講日語,竟然視之為被日本奴化、毒化的證據。以他們對日本的仇恨,強將台灣的日語社會連根拔除,以致今天要學好日語還再費九年二虎之力,實在可惜。新加坡、香港、印度以及菲律賓,被英美殖民統治,戰後還保留英語的社會環境,成為他們進入國際社會極大的助力。

此外,穆超對語言的無知,實在令人吃驚。他說:方言有音無字,不登大雅之堂。要有字,才不簡單,荷蘭人來到台灣,立刻為原住民創造拼音文字。所有西方國家的英文德文法文,全都是拼音文字,難道都不登大雅之堂?閩南話要有字,用拼音法立刻可獲得,只因為我們相信閩南語以前有字,只是被遺忘,所以我們願意花時間和智慧做研究,而不願用懶惰的拼音法立刻解決。

陳儀說:台民不會說國語,若實施縣市長選舉,恐怕變成台灣的台灣。方言猖獗,就會分化民族,割裂國土,二二八事件可能重演,大可動搖國本,「小則可逼遠地人無路可走而跳海。」這種語句粗糙未修飾,其異想天開的推論方式,其程度大約只是小學畢業生的水準而已。台灣的命脈就斷送在這種萬年立委手上。

第三,更有甚者語言問題成為歧視台民的理由。台灣人不會說國語被視為不愛國,因而限期學會國語;廣東、福建人也不會說國語則不被視為不愛國,也不被要求速學國語;台灣人民會說日語被視為受日本毒化、奴化,而各省人民會說日語則被視為精英。

第四,日據時期台灣文化界以日文寫作,戰後一年長官公署即禁日語日文,知識分子一下子變成又盲又聾又啞的人,無法創作,實在是台灣文化思想界的巨大損失。終戰之時,著名的台灣文學家鍾肇政才二十歲,他被迫放棄日語,學中文。他說他學習以中文創作共經歷三個階段:起初,先用日語寫完全文,然後把日語譯成北京語,在翻譯過程中逐漸學會北京語。其次,用日語思考,同時立即在腦中把日語翻成北京話,寫在紙上已經是北京語了。這就是「腦譯」的階段。最後,不用日語,而純粹用北京語思考、閱讀、寫文章。這才總算有精通北京話的自信。

所以鍾肇政說:「最近有年輕人告訴我:『你們這一代既懂日語又懂中文,真令人羨慕。』我花了十五年的時間才完全擺脫日語。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,本來是建構思想體系最重要時期,可是我把這段時期用來學習ㄅㄆㄇㄈ,所以落得思想貧乏也無可奈何。日語也好,中文也罷,都是半調子,命中註定不成不了大作家。」(李惠敏,頁64)

第五,為了推行國語而禁止小學生說方言,違反者以各種羞辱的方法處罰。作者閩南話還算說得流利,那是讀小學時,無數次被掛上「我要說國語」的狗牌和在嘴巴周圍畫紅圈圈的代價。每次受到這樣羞辱時,都一整天躲在教室裡,連上廁所都不敢去。

台灣歷史雖不長,但經歷的統治者卻不在少數,而且這些統治者清一色都是外來者。因此帶來不同的語言政策。從綜觀的角度比較各時代的語言政策,可得以下兩個結論:

第一,各政權對語言人權的尊重情形,恰依年代先後,愈來愈不尊重。

最尊重的莫過於荷據時代,荷蘭人不僅學習原住民語言,將原住民語言文字化,還深入研究、編輯字典,翻譯聖經並進行教育工作,其尊重原住民語的程度遠超過我們的想像。其次是清領時期,是完全放牛吃草的方式,不聞不問,任其自生自滅,但也因此台語獲得自然的生機。第三是日據時期,日本人研究台語,編輯台語字典,同意漢文報紙的設立,廣播用台語,補助書房教育。這些政策都相當尊重語言人權。日據時期台灣人是次等民族,台灣人不能任高官,但這是政治因素、種族因素,不能說是語言因素造成的。如果不算最後實施皇民化運動的八年時間,日據時期對語言人權的尊重應超過滿清時期。最不尊重台灣人的語言人權的莫過於中國國民黨的統治,統治才滿一年即禁止日語的使用,使台灣知識分子形同文盲。不會講國語的不能升官,現任校長的都被撤換。台語連續劇被迫中途改成國語或停播,對語言人權的摧殘不亞於對一般人權的傷害。最傷感情的莫過於,在這四個時期中,中國國民黨政權破壞語言人權最嚴重,而也只有中國國民黨政權宣稱是台灣人的「同胞」。

第二,由台灣史的實例,可證明國語政策不是非民主政府唯一的語言政策。

通常,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,其統治基礎來自人民的支持,其制度設計上會尊重人民,自然也會尊重人民的語言人權,所以不會有「國語」政策這種需政治力量或武力支持的語言政策。這也是我們現在的情形。

但即使不是民主的政府,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分屬不同民族,使用不同語言的情形下,也未必會有「國語」政策的出現,台灣歷史就有許多很好的例證。荷蘭人統治台灣,並沒有國語政策,他們不只不要求原住民學習荷蘭語,反而要來台的荷蘭人學原住民語,要求來台的工作人員在台灣久一些,最好終身在此,「才能用這種方言(原住民語言)表達思想,發音也會正確。土著聽他們的話才會舒服愉快。」滿淸帝國領有台灣,也沒有強迫台灣人學北京官話,更沒有要求學習滿文,也沒有以語言的不同來歧視被統治者的現象。日本人殖民台灣,最初的政策也是「台灣人學日語,日本人學台語」。所以只有日據末期和中國國民黨統治時期,才有國語政策,才壓抑母語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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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Kueper提及那時SirayaSideia的發音相同。轉引自賀安娟,頁109

[2] 放索是一種語言名稱,1636414荷蘭人已建立300個放索語彙(Campbell, p.136)

[3] 《碑傳選集》第4集,文叢第220種,頁447

[4] 次年(1919/3/1)朝鮮發生三一獨立運動,接著(1919/5/4)中國亦發生五四運動。

[5] 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》冬字,頁720。轉引自李西勤,頁178

[6] 《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專輯》,台中: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,民42,頁543-546

[7] 中視於196910月開播,華視於197110月開播。

[8] 《立法院公報》,5950期,民國5974日,頁9

[9] 《立法院公報》,5956期,委員會記錄,頁16。王局長為教育部文化局長,文化局為行政院新聞局的前身。

[10] 《立法院公報》,5956期,委員會記錄,頁22

[11] 林進輝編(1993),《台灣語言問題論集》,台北:台灣文藝出版社,頁165

[12] 《立法院公報》,6418期,院會記錄,頁40

[13] 《立法院公報》6493期,院會紀錄,民6411月,頁13

[14] 《立法院公報》6493期,院會紀錄,民6411月,頁14-15

[15] 王壽康,〈國語日報與掃盲〉,載於《國語日報》441025日第7版。轉引自李西勤,頁207